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窦建德之死大唐三百年乱局之源

发布时间:2021-02-01 10:52:18 阅读: 来源:硅酸铝厂家

窦建德之死:大唐三百年乱局之源

武德三年(公元620年)七月,秦王李世民率七总管十余万众从潼关东出,分路进军,并迅速对洛阳王世充集团形成合围。

由于王世充残暴不仁,洛阳小朝廷已是众叛亲离,土崩瓦解。共州县令唐纲和邓州豪杰相继向唐朝投降,王世充任命的显州总管田瓒率所属二十五州降唐,而尉州刺史时德叡则率所属杞、夏、陈、随等七州降唐。情急之下,王世充亲率万骑与李世民大战于邙山,结果却是大败,王世充只身逃回。至此,总攻洛阳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
不久,李世民指挥各路唐军向洛阳宫城发动进攻,而王世充也凭借洛阳坚固的城池作殊死抵抗。虽然唐军装备精良,但“四面攻之,昼夜不息”,依然“旬馀不克”,(《资治通鉴·唐纪四》)双方攻防进入空前激烈的白热化阶段。

在此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,王世充一面继续抵抗,一面向割据河北的窦建德求援。窦建德权衡利弊,当即“许以赴援”。他随即亲率精兵十万,火速南下援救洛阳。王世充闻讯大喜,派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所部与窦建德汇合,合兵十余万,号称三十万屯军虎牢以东,与唐军对峙。

李世民看出了窦建德人数虽多,但客场作战,反应能力较差,于是抓住战机,率领精锐的玄甲军发动了对窦建德的“斩首行动”。五月一日,李世民亲率骑兵主力,攻入窦建德大营,左冲右突,夏军登时大乱。与此同时,李世民命程知节、秦叔宝、宇文歆等人直插敌后,亮出唐军旗帜。夏军将士望见唐旗,以为后路已被唐军截断,遂全线崩溃。窦建德此时正与众将商议军情,猝不及防之下进行了一番抵抗,便被李世民生擒。

就这样,稀里糊涂之间,赫赫河北义军首领窦建德连同相继投降的五万多夏军官兵,一起成了李世民的阶下之囚。

在洛阳城头,王世充望着被绑在城下的窦建德,相对而泣之间,知道解围希望已经完全破灭。看到大势已去,又得到李世民“许臣不死”的允诺,只能开城投降。李世民率领唐军,终于进入了东都洛阳,也标志着河南河北的大片区域,正式划归唐王朝版图。

李世民像

究底:白手起家的乱世枭雄

王世充、窦建德被押解到长安后,唐高祖李渊历数王世充之罪,遂将王世充一家流放蜀地。但王世充在路上被仇家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。而对窦建德,李渊就没那么客气了,直接下令斩于长安,至此结束了窦建德四十九岁的生命。

志得意满的李渊根本没有想到,对窦建德相对简单的处置,却间接开启了此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乱局。

分析窦建德的失败过程不难发现,唐军能够迅速实施“斩首”,除了因为李世民有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和气魄外,多少也有运气的成分。

在河南河北两大割据势力之中,王世充虽然占据洛阳政权的控制权,但他赖以起家的,乃是两万多江淮劲卒,属于南方势力客居中原,权力基础并不稳固。为了巩固统治,王世充在其势力范围,特别是在洛阳城中实施恐怖统治,广兴大狱,严令一人逃亡,全家受戮,连出征在外的将领家属都要被囚禁,防止将领投敌,结果却是民心丧尽、众叛亲离。这也成为王世充迅速败亡的一大原因。

相比之下,窦建德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,素重信义而声名在外,最后落草高鸡泊,颇有点后世宋江统领梁山好汉的意味,因此在河北群雄间威望颇高。在与隋王朝的一系列较量中,他还招贤纳士,收买人心,蚕食鲸吞,摔打出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忠诚军队,成为统治河北的重要基础。史载“建德每平城破阵,所得资财,并散赏诸将,一无所取”,(《旧唐书·窦建德传》)窦建德不喜奢靡,每顿饭只吃蔬菜和粗米饭,所使用的婢妾也只有十几人。消灭宇文化及后得到的隋朝数千宫女,也全部遣散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此时就连后来的胜利者唐高祖李渊,也早已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中。连嫔妃的家属,也能凭借李渊的宠爱与功臣集团发生龃龉。而李渊诸子,也和后宫嫔妃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,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玄武门之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相比之下,在隋末唐初的群雄中,窦建德的道德完人形象不说是绝无仅有,也是屈指可数。于是,河北“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”,从称王到建政,窦建德也是按部就班、顺风顺水。

因此,对民心丧尽的王世充政权,尽可以诛杀其首脑。但如果同样直接杀掉窦建德,则可能在整个河北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利后果。

然而,唐高祖李渊显然被李世民一战而擒窦建德的战绩蒙蔽了双眼,低估了窦建德集团的潜在实力和反抗意愿,不仅将窦建德明正典刑,斩首示众,而且一纸命令便要将范愿、董康买、曹湛、高雅贤、王小胡等窦建德部将强征到长安,让这些将领惊惧不已。他们既痛感“吾属皆为夏王所厚,今不为之报仇,将无以见天下之士!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》)又唯恐进入长安后遭遇不测,遂决定重新起兵造反。

窦建德像

复叛:轻躁妄为的惨重代价

李渊很快为自己的轻躁妄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当年七月,窦建德一干将领找到了先为王世充手下骁将,后投到窦建德麾下的汉东公刘黑闼,请他为主,正式举兵反叛。

李渊急忙从关中征发步骑三千赴援,又令驻洺州将领秦武通、定州总管李玄通及幽州总管罗艺率部联合讨伐刘黑闼。而刘黑闼的攻势更加凌厉,起兵不到一个月,就攻陷重镇历亭,俘杀唐屯卫将军王行敏。没过几天,唐兖州总管、原王世充部将徐圆朗叛乱响应,囚捕唐将盛彦师,被刘黑闼任命为大行台元帅。

至此,兗、郓、陈、杞、伊、洛、曹、戴等八州豪强和窦建德旧部皆举兵响应,局势愈加糜烂。刘黑闼“兵势大振”,随即攻略河北多地州郡,与叛唐自立的蔚州总管高开道及突厥遥相呼应,河北北部的恒、定、幽、易等州也“咸被其患”。

仅用半年时间,刘黑闼就自称汉东王,“尽复建德旧境”。史书记载,刘黑闼“设法行政,悉师建德,而攻战勇决过之”,(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六》)一个比窦建德更难对付的河北政权出现在李唐王朝面前。

河北一败涂地,唐高祖李渊被迫命秦王李世民、齐王李元吉率军征讨。武德五年正月八日,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。刘黑闼闻讯,放弃相州,退保洺州。李世民和刘黑闼围绕洺州、洺水进行了六十多日的反复争夺,期间李世民麾下勇将罗士信还被刘黑闼所杀,损失惨重。最终,李世民命唐军掘开堤坝,洺水汹涌而来,才溺死刘黑闼所部数千人,趁势将其击败。刘黑闼仅带着范愿等二百余骑逃归突厥,于是,“山东平,秦王还”。

然而没过多久,刘黑闼就借突厥支持卷土重来,其故将曹湛、董康买等又举兵作乱,群起响应。而与前次不同的是,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数十万一同南下,大举入侵并州、原州,对唐军侧翼造成威胁,“自介休至晋州,数百里间,填溢山谷。”刘黑闼趁机南下,连克瀛州、贝州、冀州等地,李渊只好一面向突厥乞和,一面派淮阳王李道玄、原国公史万宝征讨刘黑闼,结果却是“王师败绩,道玄死于阵,万宝轻骑逃还”。(《旧唐书·刘黑闼传》)一时间“河北诸州尽叛,又降于黑闼”。

河北州郡再度易手,李渊连忙派齐王李元吉率军平乱,结果李元吉惧怕刘黑闼势大,“迟留不进”,李渊无奈,只得再派出太子李建成接替李元吉为唐军统帅。

李建成督军进讨,终于在馆陶大败刘黑闼,后又在永济渠取得胜利,最终,刘黑闼自己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反戈一击,将刘黑闼捆绑送给了李建成。刘黑闼和其弟刘十善一并被斩首于洺州,河北才告最终平定。

刘黑闼像

根源:历史重心的深刻位移

在唐王朝剪灭群雄、一统天下的过程中,虽然也发生过李密、辅公祏等人降而复叛的情况,但像河北这样,窦建德、刘黑闼两度割据,河北三次易手的非常事件却实属首次。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——李渊三个最富才干的儿子分别领兵征讨同一个对象,这在唐朝开国史中更属空前绝后。河北形势之复杂、实力之强劲、反抗之剧烈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为什么会这样?笔者认为,这和隋唐易代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。隋王朝统一天下后,文帝炀帝两朝为了弥合数百年分裂造成的地域鸿沟,非常重视对以河北河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经营。尤其是营建东都,并在洛阳周边兴建了洛口、兴洛等储量巨大的粮仓,为人口的增加,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隋文帝还派遣重臣柳彧持节巡视“河北五十二州,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馀人,州县肃然,莫不震惧”。(《隋书·柳彧传》)关中每遇粮荒,隋文帝还要亲率数十万吏民百姓到洛阳“就食”。

隋炀帝更是兴建了大运河,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及周边地区,南北方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,而两河在帝国版图中的地位也日渐上升。虽然从西魏、北周,再到隋唐的统治基础——关陇军事贵族的重心是在关中和长安,但在隋末乱局中,大量牵制和消灭隋军主力的,并不是割据帝国北部、西北部的刘武周、薛举、梁师都、李轨、李渊,而是崛起于东部的杨玄感、李密、窦建德、杜伏威、辅公祏。尤其是河北窦建德、河南李密瓦岗军、江淮杜伏威,成为最终推倒隋王朝统治基础的“三驾马车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李唐王朝虽然因为拥有了关中和长安,才得以东出潼关、统一天下,但这只是在东部各势力彼此内耗之后坐收渔利的结果。关中地区对东部割据力量,并不存在实力碾压的优势。各种迹象表明,从两河到江淮,整个东部地区已经成为隋唐帝国全新的战争舞台和历史重心。

还有一点需要强调,河北还是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交往要冲。两晋以降,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契丹、奚等民族便纷至沓来,河北地区民族和文化构成日益复杂。隋朝末年,中原王朝衰落,突厥等外族便将河北地区作为重点渗透地区,实力迅速壮大。史载此时突厥“控弦且百万,戎狄炽强,古未有也”。(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)在突厥的支持和影响下,河北民风日渐彪悍桀骜,这也是从窦建德到刘黑闼,唐王朝始终无法驯服河北的一大原因。

对河北窦建德集团处置不当及后来的政策错位,给唐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困局。

一个直接而最具危害性的结果,就是唐王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大势的演变趋势,而慑于河北彪悍的民风和复杂的局面,继续执着地实施关中本位政策。具体来说,就是执行东守西进、内重外轻的策略。

所谓内重外轻,就是将全国六百多个军府中近一半的兵力部署在关中,以拱卫首都安全,而在河北地区则实施消极的保守政策。唐朝建都长安,以长安和关中为核心,周边有西突厥、回鹘、吐蕃、南诏等强大民族。为保卫首都安全,也为开疆拓土,西北自然成为帝国经略重点。太宗到高宗前期,除了唐军攻灭东突厥,征服高丽,再难看到唐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略举动,帝国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西北地区征服。

灭亡西突厥、灭亡高昌、降服吐谷浑、遏制吐蕃扩张,一连串胜利奠定了唐朝皇帝从东北亚到中亚的“天可汗”地位。但在帝国真正的重心,以河北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,唐王朝却用力不多,防御较为薄弱。东突厥灭亡后,突厥降户大量内附。本着怀柔初衷,唐太宗“主彦博语,卒度朔方地,自幽州属灵州,建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为都督府……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,令率其下旧部”。(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)

大量突厥和其他少数民族部众被迁徙到了河北中部和北部。唐王朝本希望教化其民,让他们放弃游牧,过上农耕生活,但大量胡族民众的渗入,使河北地区胡化加剧、汉风渐去,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好勇斗狠,骁勇尚武的民风。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,唐朝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日渐缩水,越来越难以应对河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,不得已更多依靠在河北地区设置节度使来负责对外防务。就这样,位于河北中北部的范阳、平卢崛起成为帝国东北部两大军事重镇,权力也越来越大。而从节度使到基层士兵,也多有胡人充任。

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力的衰落,藩镇逐渐从帝国边疆的开拓者和保卫者,演变成了帝国安全的威胁者和破坏者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,身兼范阳、河东、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造反,率契丹、奚、同罗等族十五万大军南下,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。经过八年苦战,唐王朝倾举国之力,终于平定叛乱,但从此国力耗尽,一蹶不振,帝国前期在东北、西北各民族博弈中取得的优势不复存在——吐蕃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城内,册立傀儡皇帝,“天可汗”的颜面被异族踏得粉碎。

而关中和长安,在政治和军事上,已经从帝国的稳固后方变成了对抗西北异族的前线;在经济上,随着人口的增加,资源的匮乏,已经从自给自足变成了仰赖东南地区的运河补给,成为帝国的沉重负担。唐朝以后,关中的战略资源消耗殆尽,长安也再也没有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。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和统治重心,都随着大运河的开发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。其主要外部威胁,也从西部的突厥、回鹘、吐蕃,转移到了东北的契丹、蒙古和女真。

而安史之乱平定后,策源地河北并没有重回唐王朝控制,反而被表面上归顺的安史叛将们瓜分,成为赋税不纳,自立为王的国中之国。藩镇之祸从此如溃疡般反复发作,直到唐朝灭亡。

河北藩镇示意图

余绪:手足相残的悲剧宿命

对窦建德、刘黑闼集团的反复战争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结果,就是激化了李唐王朝内部矛盾,直接促成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。

在李唐王朝太原起家、定鼎关中、消灭群雄的过程中,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都各有功劳,但以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。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许诺:“若事成,则天下皆汝所致,当以汝为太子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六》)后来李世民虽然固辞而止,但随着权力的扩大和功劳的累积,这个许诺无疑激起了李世民的夺位野心。

虎牢之战,李世民力克王世充、窦建德两大劲敌,风头一时无两,这也难免引起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。

眼见被弟弟李世民赶到突厥的刘黑闼又卷土重来,此时还是太子洗马的魏徽劝说李建成:“秦王功盖天下,中外归心,殿下只是以年长位居东宫,并没有大功以镇服海内。今刘黑闼散亡之余,人数也不满万,如果以大军临之,肯定能够消灭。殿下应该争取机会带兵出征,求取功名,同时结纳山东豪杰,才可以坐稳太子之位。”由是“太子乃请行于上”。(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六》)李渊为了遏制李世民的功劳和权力,全然不顾李世民先前征讨刘黑闼的辛劳,把平定河北当做太子坐稳权力宝座的砝码,便同意李建成率兵征讨刘黑闼,并取得了最后胜利。

然而,各自立有大功的兄弟二人更加水火不容。从此,双方各树党羽,暗中使劲,四年之后,一场惊天之变在玄武门上演。李世民杀掉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,成为皇位争夺的最后胜利者。玄武门之变还在唐王朝历史上首开恶例,事实上宣告藩王可以以武力争夺皇位。从此,宫廷政变如跗骨之蛆般在唐王朝反复上演,直到灭亡。

历史记载,直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,河北地区还有民众在祭奠窦建德。窦建德竟以这种方式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动荡相始终,不能不让后人扼腕长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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